《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读后感

1976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两年后，在“两个凡是”的迷茫徘徊中，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他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会议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会后，他继续领导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让许多遭受错误批判的老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奉献才干，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在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后，中国农村的改革被提上日程。于是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开启了百年沉寂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历史进程。他在认真擦去画纸上“文革”留下的印记，一笔笔描绘共产党人心中最初的那个美好国家的样子。“总设计师”用他的双手和智慧勾画下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道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剧变、国内学潮运动以及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接踵而至。改革开放也因经济发展陷入困境而几近停滞。多事之秋后的日子里，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西方的敌视孤立，许多人民也对社会主义，对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增添了疑问和焦虑。于是1992年，已经从领导位置退休的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的“南巡谈话”及时控制了行将失控的场面，将方向再度摆正，挽救了可能搁浅的改革。这番讲话干脆利落，直面矛盾，开门见山地指出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争论姓“资”还是姓“社”，过分纠结于性质和手段没有实际意义，抓住机遇实现自身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不能盲目前进和追求速度，要稳扎稳打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自身实力，坚定信念，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关键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不动摇。这番讲话站在时代的高度，大大开拓了改革的新视野，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改革的信心，不再拘泥于莫名的形式主义，从没有意义的争论中摆脱出来，止息了以往关于市场经济能否适用于社会主义的无意义争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对比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客观陈述发展的紧迫感，强调抓住时机的重要性，他的考虑相对完整，既不会一味的鼓吹，也不会一味的贬低，完全是客观冷静的分析不足和局势发展才有此言论。尽管如此，字里行间仍然强调科学有效的发展经济，而不是一味的大跃进，坚决抵制不切实际的追求高速发展。

1992年的谈话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第二次浪潮的掀起。对中国90年代的社会、经济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仍将对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现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正如他设想的那样几年之间就翻一番上一个新台阶，巨大的经济成就也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多年里经济增长方式仍旧未实现质的转变，经济发展的代价仍有很大一部分依靠牺牲是资源环境换来的。瞩目的成绩背后，发展中的问题也引起每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视，不断地修正错误，通过持续的改革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暴露出的问题。

从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指导思想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起来，共产党人不断地在丰富其内容。今日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进程之中，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和从前的徘徊迷茫不同，我们自信并方向明确的地走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来越近。饮水思源，不忘前人，我的内心由衷的敬佩他的智慧，尽管今时今日的国家发展已经日新月异，但是他的这些理论仍旧突破了伟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影响至今并仍在指导着我们奋勇前进。